由于人的认知能力和记忆能力的限制，消费者不可能识别和记住太多的品牌，所以每个行业最后只有少数几个大品牌，比如汽车行业只有十来家，牛奶行业只有五六家。
这个动力体系的创新已经非常明确地被最高决策层强调，新的动能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为主的创新支撑因素，以这种全要素生产率支撑现代化进程在追赶—赶超的路上继续超常规发展，这样才能在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动态过程中，实现2020年全面小康，以及业已明确的2035年前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进一步经过15年左右，在建国100周年、2050年这个时点，达到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在八大框架下它是强调这样一个矛盾关系，而内在隐含的认识就是必须在站起来之后继续去追求富起来、强起来。
对于推进现代化宏伟事业来说，作为主线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我们整个战略性认识的依据，我们设计指导方略的原点，我认为就在于这样一个以新时代的认识作为基础认识而展开的新的一套认识框架。我们现在应该乘势在进一步努力提高增长质量优化结构的供给侧改革进程中，把新常态的新明朗化之后应该追求的入常实现出来。供给侧改革显然就是要解决结构优化的问题，以解决结构优化问题为主，来实现总体的更优化的平衡状态。正是在列宁主义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之上，有了前苏联发生的重大的革命事件和我们1949年东方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功。必须在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合之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益的提高来化解社会矛盾形成的潜在威胁，也就是要面对着制度结构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区域结构问题，收入分配结构问题，人文和生态结构问题等等方面，有效地克服不平衡。
如果把这些作为十九大的精神要点的勾画的话，我想简单说一下后面的看法。报告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如图中情景三所示，在争取到长期L型增长的情况下，发展到2030年左右，中国人均GDP可以达到19000美元左右，就更加稳定地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
当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成为历史，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势必会发生作用，资本回报率也会相应地下降，而这正好是我们当前的状况。通常，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被称为劳动参与率，这是一种行为偏好的结果，决定劳动力供给。由于这是因为对潜在增长率做了不符合实际的假定，因此，我们将以此为基础计算的增长缺口称为虚幻缺口。此外，根据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所进行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虽然农民工返回农村并没有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转移到生产率更低的部门就业，因此那个过程就变成了逆库兹涅茨的过程，从而对经济增长带来新的负面影响。我们的一项预测显示，中国每年新增的人力资本总量，自2013年开始呈现逐年下降态势。
[库兹涅茨过程系化用库兹涅茨曲线而来。确保L轨迹运行于下限和上限之间，实际上就是确保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总体平稳和稳中有进。通过测算中国出口产品中占主导地位的11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也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来，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发生了非常明显的下降。需要说明的是，跨进高收入阶段的门槛之后，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地成为了发达国家，例如，历史上有的拉美国家曾经进入过高收入国家行列，但后来又倒退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迄今尚未迈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大门，即受困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在改革开放以后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通过劳动力的市场配置扩大了就业，而很长时间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没有实质性提高，保持了制造业产品的竞争力，也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发生。在这种环境下，难以依靠以往的方式让经济增长重新回到原来的速度。俄裔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1901—1985）1955年提出假说认为，从经济未充分发展阶段到充分发展阶段，收入分配关系相应从趋于不平等到趋于平等。到了2050年，中国的高收入水平得到巩固，人均GDP可达到52000美元左右，跻身较高水平的高收入国家行列。
第一，我们采用16岁及以上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这样可以包容延迟退休等效果对劳动力供给的正面影响，同时也为了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进行比较，并且符合国际上的一般定义。由于当前已经不存在增长缺口，因此超越上限的增长背后，可能是过度的刺激，可能是大量的流动性进入到非实体经济。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假设是，在劳动力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存在着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在这种认识下，人们会期待通过采用常规的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以便使经济增长率回归潜在增长率，即呈现一个V型增速反弹。
按照定义，用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可以计算出经济增长缺口。确保经济增长没有上升到上限以上，就是保证不出现经济泡沫，不出现系统性经济风险。现实情况是，伴随工资的普遍快速上涨，劳动生产率越来越表现出难以支撑的势头。然而，遗憾的是，出于前面所分析的种种原因，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发生了明显下降，十三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已经降至6.2%左右。根据不同假定前提下的预测，我们认为在十三五这个近中期内，中国经济的合理速度区间，应该在平均6.2%与6.7%之间，但是，无论下限还是上限，均会表现为逐年下降的趋势（如图3中所示）。进一步，2040年左右达到32000美元左右，进一步接近于目前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7000美元）。
从图2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出现较大负增长率缺口的年份，恰好是需求侧冲击导致宏观经济低迷的时期，在这些时期，往往通过可以刺激总需求的方式，让经济重新回归到潜在增长率水平，从而表现出增长率的V字型变化格局。例如，目前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中，20~39岁年龄段的人口大约有超过8000万人，7000万人左右介于40~59岁之间，由于没有获得城市的户籍身份，农民工年龄到了40岁以上就开始陆续返乡。
工资（特别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固然是好事情，有利于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现状，实现包容性增长，企业也可以根据劳动力成本变化而逐步重新配置生产要素、调整市场结构和技术结构，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如图中从左到右看，分别是基准情景，即在没有实质性改革情况下的增长趋势，以及从情景一到情景三，即改革力度逐步加大的情形。
二、近中期的L型增长轨迹 虽然我们不再期冀产生一个V字型的速度反弹，但是，从供给侧施力的结构性改革，可以消除阻碍生产要素供给和配置的体制性因素，取得潜在增长率下行曲线更加平缓的效果，分别形成短期、中期和长期的L型增长轨迹。如果增长缺口为正，说明经济运行超出了潜在增长能力，通常会表现为经济过热或助长经济泡沫。
也就是说，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完成，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和生活的农民工，因不能均等享受城镇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服务、子女教育、住房、最低生活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在他们仍然具有很高就业能力的时候就退出了城镇劳动力市场。下面，我们主要以表2中的各项改革为例，简单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中国经济长期表现的影响。相对于此前的持续减速趋势，这个部分由于改革红利的释放、部分由于总需求的扩大而实现的增长率，可以说形成了一个短期的L型企稳变化。同时，也应当乐观地看到，在图4从左至右的不同情景中，改革越是深入，越能释放更多的改革红利，未来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轨迹越是接近于L型。
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于保民生还是防风险，设置增长的下限和上限都是必要的，而在二者之间的改革行动，有望中近期L型轨迹的实现。因此，在劳动年龄人口中真正构成有效供给的是劳动力市场参与者，也就是经济活动人口，即正在工作的人以及失业者。
特别是在情景三，生育政策调整的效果更加明显，假定未来的总和生育率会接近1.8的水平。我把这个提高生产率的结构调整过程称为库兹涅茨过程，这种劳动力的流动可以改进生产率。
中国2014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是7400美元左右，属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按照改革情景三预测，2022年中国人均GDP可以达到12600美元左右，即基本叩开高收入阶段的大门。因此，随着新成长劳动力规模的减少，整体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必然会随之放缓。
而生育政策调整及其配套政策的完善，有利于改善未来劳动力供给格局等。图4显示了在这几种不同情景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2010~2050年）。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全国六个大型城市（上海、广州、福州、武汉、沈阳、西安）开展了最新一轮城镇劳动力调查（CULS-4），结合前面三轮调查数据的对比，能够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中国近年来各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均呈下降态势，这与我们早先的判断略有不同。改革开放以后，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扩招等超常规的教育发展政策，又极大促进了新成长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
如果增长缺口为负，则说明经济运行没有达到潜在增长能力，还有可以从需求侧进行刺激的空间。如果劳动参与率在一定时期大致不变，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经济活动人口会随之减少。
其次，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也已经迎来负增长时代。该假说所揭示的经济发展阶段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呈倒U形曲线，故被命名为库兹涅茨曲线。
三、更长期的L型增长轨迹 只要各项供给侧改革得以积极推进，改革红利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持续释放，中国经济也有望在较长时期内实现L型增长轨迹。与此同时，我们也把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经济活动人口数字放在图中，以便进行比较，虽然从实际数据尚不能知道其是否到达峰值。